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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桧的去世标志着君臣之间的深刻矛盾最终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解决。高宗希望收回失去的权力,改变秦桧掌握政权后形成的政治格局。秦桧在世时,地方官员向朝廷报告大多绕过了高宗,直接上报尚书省,甚至故意封锁信息,不让高宗得知。一次,高宗与参知政事董德元、魏良臣及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讨论此事时,愤怒地表示:“这是大臣(指秦桧)专断之举,他根本不希望我了解天下大事!”他决心收回失去的控制权,着手整顿国家事务。
那么,这种“整顿”究竟意味着什么呢?它不仅仅是收回失落的权力,还必须坚持秦桧时代所定的国家战略方向。秦桧去世后的第二天,高宗便向大臣们说道:“秦桧一直主张与金和议,使得国家得以安宁。自从中兴以来,国家的许多废弃制度得以恢复,正是他的辅佐有功。”不久后,他又对魏良臣、沈该、汤思退等人说:“两国和议,秦桧坚决推动,大家都曾为此付出了努力。如今,大家应该共同保持稳定,休兵息民,确保国家长治久安。”
展开剩余78%在这种思维模式下,显然不可能彻底清除秦桧的党羽。无论是在官员选任还是冤屈案件的平反上,都受到不少制约。由于高宗始终坚持与金和议的基本国策,他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支持和议的相关人员上,特别是那些在秦桧排挤下失势的人。
秦桧去世后,朝廷中留有两位重要的执政官:一是参知政事董德元,二是签书枢密院事汤思退。高宗决定罢免董德元,留下汤思退并提升他为参知政事。汤思退虽然曾是秦桧的心腹,但高宗误以为他并非“秦桧党”,因此迅速加以重用,晋升为参知政事。实际上,汤思退与秦桧的关系并不如他所表现得那样疏远,他只是比董德元更加机敏。汤思退于绍兴二十五年(1155年)十月升任参知政事,次年五月担任枢密院事,至二十七年进一步升为右仆射,二十九年再升为左仆射。
另一位重要人物魏良臣,在秦桧执政时多次出使金国进行和谈。由于他曾在吏部侍郎任内提出“因赦内徙”的建议,激怒了秦桧,因此被贬为地方官。然而,魏良臣由于“非秦桧党”的原因,最终被高宗召回并任命为参知政事。
沈该也是秦桧政权的重要人物之一。绍兴八年,他因涉贪被查,但凭借与秦桧的关系,依然被重用,并迅速升迁。到绍兴二十六年,他已成为参知政事。沈该在地方任职期间,专注于通过商贩谋取利益,颇受人诟病。
然而,在秦桧死后,他并未立即离开权力中心。反而,许多秦桧的党羽得以继续在高宗的支持下占据重要职务。比如万俟卨,秦桧的得力助手,在秦桧去世后成为资政殿学士,并通过抨击秦桧的种种行为博取了高宗的青睐,最终晋升为参知政事。他的上位被视为秦桧死后“没有秦桧的秦桧政权”依旧继续运行的象征。
此外,更多原本被秦桧排挤的官员也得到了重用。程克俊在绍兴二十六年被任命为参知政事,陈诚之和汤鹏举等人也陆续被提拔。然而,尽管高宗表面上进行了一些“更化”,实际上,这些官员仍然沿用了秦桧时期的许多旧政策。实际上,高宗的“更化”尝试也未能摆脱秦桧权力网络的深远影响,许多和议派系继续主导着朝政。
在秦桧死后,高宗一度尝试清除冤屈,特别是在平反历史案件方面,然而他面临的阻力也不小。那些因为反对秦桧的主战派而受到打压的官员,平反起来相对容易,然而像岳飞这样的主战派领袖,平反起来则异常困难,甚至成为了禁忌话题。特别是在涉及岳飞冤屈的案件上,万俟卨等人坚决反对恢复岳飞的声誉,认为这会影响国家的安定。甚至连高宗在面对这些案件时,也显得十分谨慎,直到孝宗即位后,岳飞的冤屈才得以平反。
平反工作在执行上也遭遇了许多挑战。尤其是在面对和秦桧有关的案件时,高宗往往不得不权衡各种政治利益,最终导致许多冤屈得不到及时解决。即使在发生了一些“风波”之后,高宗也未能彻底根除秦桧时期遗留下来的政治遗毒。
在整个过程中,主战派的呼声始终存在,尤其是在金国逐步加大南侵准备的背景下,主战舆论愈加强烈。然而,秦桧时期所形成的和议派势力却始终占据主导,导致南宋错失了对金国的防备时机。直到绍兴三十年,金国正式南侵时,南宋才开始仓促应战,但此时的南宋已错过了最佳的防守时机。
综上所述,秦桧的影响并未随着他死去而消失,反而在南宋的政治格局中深深植根。即使高宗试图进行改革,恢复国家的军事准备和对外政策,他仍然深受秦桧时代政治遗产的限制,无法有效实施自己的战略规划。孝宗继位后,虽然有一定的政治改进,但秦桧留下的政治结构和外交政策仍然深刻影响着宋朝的未来走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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